质朴之美。用刘知幾的话来说,这是史书之文字表述对于社会的语言文字“体质素美”“本质”之美的反映。他举例说:“战国以前,其言皆可讽咏,非但笔削所致,良由体质素美。……刍词鄙句,犹能温润若此,况乎束带立朝之士,加以多闻博古之识者哉!则知时人出言,史官入记,虽有讨论润色,终不失其梗概者也。”[10]他赞成以“方言世语”如“童竖之谣”“时俗之谚”“城者之讴”“舆人之诵”等写入史书;不赞成史家“怯书今语,勇效昔言”的文风。在刘知幾看来,这种语言的“体质素美”,于官方、于民间,虽有不同,但史家都应表述出它们的“本质”。
简洁之美。卢奇安认为,对于历史撰述来说,文笔简洁不仅是“修辞”的问题,而且是“本质”的问题。史家撰史,不应流连于“不重要的细节”和“琐屑的事情”。刘知幾极力提倡史文“尚简”,认为史家“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简要”的标准是“文约而事丰,此述作之尤美者也”。为此,史家撰述应从“省句”“省字”做起。[11]当然,从审美的观点看,史文亦非愈简愈美。顾炎武讲了这个道理,他的《日知录》有《修辞》《文章繁简》两篇,提出“辞主乎达,不主乎简”的论点,是关于这个问题的辩证的看法。
含蓄之美。这是隐喻、寄寓、含义深沉之美,刘知幾称之为“用晦”。“用晦”的第一个要求,是“省字约文,事溢于句外”,这是跟史文的简洁相关联的。“用晦”的第二个要求,是“言近而旨远,辞浅而义深,虽发语已殚,而含意未尽。使夫读者望表而知里,扪毛而辨骨,睹一事于句中,反三隅于字外”[12],这说到了含蓄之美的较高层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