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朴之美。用刘知幾的话来说，这是史书之文字表述对于社会的语言文字“体质素美”“本质”之美的反映。他举例说：“战国以前，其言皆可讽咏，非但笔削所致，良由体质素美。……刍词鄙句，犹能温润若此，况乎束带立朝之士，加以多闻博古之识者哉！则知时人出言，史官入记，虽有讨论润色，终不失其梗概者也。”[10]他赞成以“方言世语”如“童竖之谣”“时俗之谚”“城者之讴”“舆人之诵”等写入史书；不赞成史家“怯书今语，勇效昔言”的文风。在刘知幾看来，这种语言的“体质素美”，于官方、于民间，虽有不同，但史家都应表述出它们的“本质”。
简洁之美。卢奇安认为，对于历史撰述来说，文笔简洁不仅是“修辞”的问题，而且是“本质”的问题。史家撰史，不应流连于“不重要的细节”和“琐屑的事情”。刘知幾极力提倡史文“尚简”，认为史家“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简要”的标准是“文约而事丰，此述作之尤美者也”。为此，史家撰述应从“省句”“省字”做起。[11]当然，从审美的观点看，史文亦非愈简愈美。顾炎武讲了这个道理，他的《日知录》有《修辞》《文章繁简》两篇，提出“辞主乎达，不主乎简”的论点，是关于这个问题的辩证的看法。
含蓄之美。这是隐喻、寄寓、含义深沉之美，刘知幾称之为“用晦”。“用晦”的第一个要求，是“省字约文，事溢于句外”，这是跟史文的简洁相关联的。“用晦”的第二个要求，是“言近而旨远，辞浅而义深，虽发语已殚，而含意未尽。使夫读者望表而知里，扪毛而辨骨，睹一事于句中，反三隅于字外”[12]，这说到了含蓄之美的较高层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