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注意的是，尹达在20世纪80年代又进一步发展了他的上述论点。概括说来，他的这一发展可以表述为：一是用什么理论指导历史研究，二是为着什么目的进行历史研究。他认为这两个问题都是历史研究中的“方向性”问题。他写道：“承认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理论，还仅仅是第一步，紧接着就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史学研究为了什么？直接说，就是史学研究与现实的关系问题。这也是一个方向性的问题。”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来说，这两个问题，始终是最根本的问题，草创时期如此，发展时期如此，今天依然如此。尹达特别提到：“史学服务于现实政治，是中国史学的一个传统。”董狐、齐太史、司马迁、司马光等，莫不如此。在他看来，史学服务于社会现实，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独创，它只是把这一传统发展到科学的和更高的阶段罢了。这就是：“我们研究历史，是为了探寻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引导人们向前看。就是说，我们不仅要作历史的研究者，更重要的是要成为历史前进的推动者。司马迁提出‘述往事，思来者’，记述历史，为了未来，他虽然不可能找到历史规律，但提出这种思想，足以显示其具有远见。中国历史上有作为的史学家都不曾把自己的史学著述仅仅局限于记述往事上，而是有着一种对未来的寄托或向往。我们有马克思主义作指导，应该通过研究历史，树立坚定的信念，引导人们前进，为历史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6]与此相联系的是，尹达不赞成那种“作小题目，就事论事”的研究倾向，认为应当学习司马迁的“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的治史旨趣，学习他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宏大气魄，“后来的史学家，可以说，凡是有作为、有成就的，都分别在这几个方面有所继承和发展”[7]。依我的浅见，尹达所说的这些话，除了强调唯物史观做指导外，关键是在说明一个史学工作者应当具备什么样的史识。这在当前的史学工作中仍然是一个十分值得关注和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