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本文要特别强调地指出，在20世纪80年代，尹达是较早提出把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加以区分的史学家。他在阐述了加强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研究的同时，还提出了要重视史学理论研究的问题。他指出：“在加强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研究的同时，我们还应当对历史学这门学科的理论探讨给予充分的重视。我国历史学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重视史学理论是我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刘知幾、章学诚、梁启超在对历史学这门学科的理论总结方面都做出过有重要影响的贡献。我们今天，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应该写出超越《史通》、《文史通义》、《新史学》和《中国历史研究法》等的史学理论论著，在这方面做出更大的贡献。”[19]依我个人的看法，这段话可以做这样的理解：第一，历史理论同史学理论是有区别的，尹达所提出的“唯物史观的发展史”、“原始社会论”、“奴隶社会论”、“封建社会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论”等，都是历史理论问题。而他说的“对历史这门学科的理论探讨”，则是史学理论问题。第二，指出了中国史学有重视史学理论的传统，刘知幾、章学诚、梁启超等在这方面都做出了重要影响的贡献。尹达指出这一点是十分必要的，是有现实意义的。因为在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大量西方史学理论著作被介绍到中国来，受到许多青年史学工作者的关注，于是产生了一种中国史学没有理论的误解，这显然是对上述优良传统不够了解的缘故。即使在今天，这样的误解也不是不存在的，因此，我们仍然要认真发掘中国史学的理论遗产，继承和发扬这一优良传统，推进当今史学理论的研究。第三，提出了撰写超越《史通》、《文史通义》等史学理论著作的宏伟目标。当然，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学术工作，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做到。从刘知幾到章学诚，经历了一千多年；从章学诚到梁启超，也经历了一百多年；从李大钊到现在，已经历了八十多年，可见理论研究和创造十分艰难。但是，只要史学工作者不懈地追求，不间断地努力，经过几代人的研究、积累，一定能够有新的史学理论著作问世。对此，我们应当有充分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