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能够有效地处理个人关系的技术性方法，能够有效地解决不同文化中产生的某些社会冲突的技术性方法，被看作是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怎样用这一灵丹妙药去解决英国与印度之间的问题呢？通过圆桌会议能够解决这一问题吗？如果“不合作运动”没有作为一种冲突的形式迫使问题得到解决，英国在会议上能作出大量的让步吗？
社会科学家最喜欢的忠告就是调和。如果对立的双方处于冲突之中，就让他们在一起通过协商调和他们的要求，从而达到一种暂时的妥协。霍勒尔·哈特（Hornell Hart）教授就是最喜欢发出这种调和忠告的一位社会科学家。［4］不可否认，许多冲突确实能够通过这种方式得到解决。但是，一个被剥夺了权利的群体，例如黑人，能够通过这种方式在社会中获得充分的公正吗？在白人群体中，只有极少数的人能够用客观公允的眼光来看待种族间的关系问题，这种最低限度的要求对占统治地位的整个白人群体来说不是太高了吗？或者说，当工厂主们占有充分的权力使他们在同工人的争执中能够取胜时——尽管这些工厂主们提出的理由往往是站不住脚的，工人们怎样追随哈特教授的忠告去同工厂主们打交道呢？似乎只有少数社会学家意识到，只要社会中权力的分配不均依然存在，要调和由权力的分配不均造成的社会冲突以达到公正的结果就不可能。有时，社会学家们完全忽视工业文明所产生的客观事实，正如弗洛伊德·阿尔波特（Floyd Allport）所主张的那样，他们认为工人们的骚动不安不是由经济上的不公正引起的，而是由工人们心中的自卑感引起的，只要工人们听取仁慈的社会心理学家的教诲，“除他们自己外，并没有人认为他们地位卑下”，工人们就会克服他们的自卑感，平息他们心中的骚动不安。这些无所不知的社会科学家也教导工厂主，“为了工人们的利益，获取利润也不要太过分”。这样，工业中“个人控制的社会化”将消除对“社会控制”的需要。大多数社会科学家都是彻头彻尾的理性主义者，他们以为只要社会科学家告诉占有权力的人他们的行为和态度是反社会的，占有权力的人就会立即收敛他们在社会中的勒索和强求。克拉伦斯·马希·凯斯（Clarence Marsh Case）教授对社会问题进行了精辟的分析，他相信通过某种“价值的改造”（reorganisation of values）就能够解决社会问题。这种“价值的改造”能够使工业界领袖们在具体的事务中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