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年后，山东督粮道孙星衍[65]官封大夫，他可谓是一个功成名就之人。在嘉庆五年中秋节之后的第五天，他为金棨的著作写下了第二篇前言。他提供了珍贵的信息，说关于五岳并没有特别古老的方志；南岳在唐代和宋代曾被两次论及；明代《朔松》之类的著作中也曾对中岳做过描述，但这些并非上乘之作。在他看来，现存最早对泰山做详尽描述的是明代汪子卿的《泰山志》，是经官方审查后付梓的。接着他就对著书一事做了精彩的评论：
大抵前人志书征引诸书，不载出典，又不能搜讨碑碣佚文，仅据旧编增广新闻。而泰安每一守至，辄改作志书，题咏滋繁，掌故删落，是志乘之通病。
过去这种错误并不仅仅出现在中国。
金素中郡伯，以名人莅任，下车即以儒术饰吏治。既臻政通人和，乃取旧志，征实更新之。所载故迹，具有古书名目，是正桀误。搜寻金石，增广遗文轶事凡数十百条，间以己意为之考辨。时郡伯以贤能调守济南，历四载而书始成。
第一章 泰山脚下的五个数字02
然后是作者最具典型性的反思：
世之为政者，莫不以理积案、整顿地方为己任，而视文学为不急之务。夫不知书，亦必不视案牍，案牍积则事多丛脞。不考古则不更事，不更事则不能通今，将谓之不学无术，尚得勤政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