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时代之风气,恒随一二人之心力为转移。当神州陆沈之余,宁无痛愤而思奋起者?然豪桀之士,虽无文王犹兴,实亦缘其所处之境。先汉之世,学士大夫,人人有志于致用。自经新莽之丧败,遂旁皇而失其所守。既失之琐碎又偏于泥古,实不能有当于人心。其思力较沈挚者,乃思舍迹而求道。
其于五经,遂束阁《诗》《书》《礼》《春秋》而专重《易》;其于诸子,则弁髦名、法、儒、墨、从横而专言道。其识解自较汉人为高,然其所规画,或失之迂阔而不能行;甚或视世事大渺小;谓有为之法,终如梦幻泡景而不足为。其力薄才弱者,则徒为自娱或自全之计,遂至新亭燕集,徒为楚囚之对泣焉。此以外攘言之也。
以言乎内治:则自东汉以来,不复知更化者必先淑其群,而稍以淑己为淑群之道。承之以释、老,而此等见解,愈益牢固而不可拔。而其所谓淑己之道,又过高而非凡民之所知。听其言则美矣,责其实,殆如彼教所谓兔角、龟毛,悉成戏论。此晋、南北朝之士大夫,所以终莫能振起也。
至于平民,其胼手胝足[4],以自效于国家、民族,以视平世,其艰苦固不翅倍蓰;即能陈力于战事者,亦自不乏。然民兵之制既废;三五取丁等法,实为以不教民战;而广占良田,规锢山泽,荫匿户口者,又务虐用其人。北方遗黎,或抟结立坞壁,以抗淫威,亦因所抟结者大小,终难自立。其异族之窃据者,则专用其本族若他异族之人为兵,汉民既手无斧柯,则虽屡直变乱而终无以自奋。此平民所以不获有所藉手,以自效于国家、民族也。凡此,皆晋、南北朝三百年中,我国民不克以兵力攘斥异族之由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