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期抗战,就是我们转守为攻,转败为胜的时期,照敌人的理想,他何尝不想一举挺进我们的长沙和南昌;然而他进到岳州以后,就不能再攻进来,这就可以证明不是他的战略上没有算到这一着,而是事实上他的力量已用尽,没有余力再侵略进来。”
蒋介石这番分析,使得下面热闹起来,窃窃私语不断,一些黄埔系将领更是将敬佩之色挂满脸上,奉承校长的高瞻远瞩,明察秋毫。
汪精卫对形势的判断却与蒋介石截然相反,满目悲凉疮痍,陷入了极度悲观的思想境地。
自武汉失守,撤至重庆以来,他在上清寺的官邸,已成了求和派聚会的场所,周佛海、陶希圣、曾仲鸣、陈春圃是这里的常客。
今天,周佛海一帮人来访,谈及形势,还未说上几句,他就怒火冲冲:
“蒋先生是把中国往死路上拖,我们的国力他难道不清楚,已不能再战了。”
“现在我们已无路再退,再退只有退到西北,大家都成为共产党的俘虏。”
气急败坏,声嘶力竭,往日文雅雍容的风度一扫而光。
陶希圣也在一旁帮腔,他拖长声调,阴恻恻地说:
“愚昧啊!归根到底是中国人的愚昧。我早就说过,战事甫起,各式各样的宣传一哄而起,而科学却受到了很大打击,以一种缺乏理智的感情冲动,表现为自不量力的煽动。对外抗战,必须坚持有理性的科学精神,有条理有计划和有实效的方法。用科学的方法组织民众,用科学的方法准备物资,则抗战才能有望。诸位,拭目一下中国,有科学的方法吗?有科学的精神吗?只有冲动,只有蛮干。从广州、武汉陷落以后,中国已没有一个完整的师,说打是打不下去了,已经犹如一个身体虚弱的病人,还要让他拚命地一搏,这只能加速他的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