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生活,我要家庭、孩子,我要过人的生活。”当喀秋莎没有抬起眼睛,快步走进房间里时,聂赫留朵夫头脑里掠过这样的念头。
他站起来,向前迎了几步。他觉得她的脸严肃而且不愉快,又像过去责备他时的那种脸色。她的脸红一阵、白一阵,手指头痉挛地揉着衣服的边角,一会儿看着他,一会儿又垂下眼睛。
“减刑批准了,您知道吗?”聂赫留朵夫说。
“知道了,看守告诉我了。”
“只要等公文一到,您高兴往哪里去就可以往哪里去了。让我们来考虑一下……”
她赶紧打断他的话:
“我有什么可考虑的呢?弗拉基米尔·伊凡诺维奇到哪儿,我也就跟他到哪儿去。”
她尽管十分激动,却抬起眼睛来瞧着聂赫留朵夫,这两句话说得又快又清楚,斩钉截铁,仿佛事先准备好似的。这句话究竟是她对他的感恩?或是报复呢?谁也说不清楚。
“哦,是这样!”聂赫留朵夫大失所望,无奈地说。
“嗯,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倘若他要跟我一块儿生活,”她发觉说溜了嘴,连忙住口,然后纠正自己的话说,“倘若他要我待在他身边,我应该认为这是我的福气。我还图个什么呢?”
聂赫留朵夫端详着她,心中琢磨着:“她断然做出这样的决定,其出发点可能有两个:或者她真的爱上了西蒙松,根本不需要我为她做什么牺牲了,或者她还在爱我,为了我好才拒绝了我,索性破罐子破摔,把自己的命运同西蒙松这个苦役犯结合在一起,在寒冷的西伯利亚了结自己的余生,而让我这样的名人能将自己的热和光发挥在更有意义的事业上,不为她这个破鞋浪费一生。”想到这里,他觉得她仍在为他过得好而做牺牲,羞愧感在他心中油然而生,脸也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