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政府在筹设和扩展公墓的过程中,也曾利用报刊来寻找地基和发布告示,民众也利用报刊来申诉自己的态度。报刊成为一种沟通的工具,将政府与民众联系起来,使二者的交流更加便利。1941年5月,天津市善团筹设公墓委员会为了寻找地基,登报征求,售地者有多起。8月,委员会购置杨家庄地基草契成立,再次登报声明。最后委员会“支征求公墓地基登报三种广告费洋一百六十六元七角二分,支购地声明《事庸报》广告费洋一百二十元”。①1948年8月,公用局寻找地基建立新公墓,多次勘察无果,便“拟于民国日报登广告三日,凡在该区范围内有地出售者,来局登记办理洽购”。②报刊对于公墓建立的帮助是显而易见的。1947年,公用局扩展第一公墓,登报招商承购公墓后墙外之炉灰,广告稿拟为“炉灰贱卖:第六区存有大量炉灰出卖,有意购买者请到公用局第三科接洽”。政府已经开始利用报纸来招商办公,然后又登《民国日报》一天,公告市民三日内迁移此炉灰地段内的浮棺。后来,第一公墓的扩展受到民众的阻挠,民众于1948年4月22日之《博陵报》及24日之《大公报》发文说明扩展公墓对其生活的切肤利害,但“言者凿凿,听者渺渺”③,没有得到政府的重视,后来终于导致第六区第十、十一两保保甲长全体辞职。可见,当时无论民众还是政府,都已经将报刊传媒作为一种工具,借以传递信息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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