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可普遍化可以推出，如果我现在说对某人行某事，我就受这一观点的约束：如果我恰好与他处境相同，包括相同的特性，更具体地说，有相同的动机状态，那么也应对我行同等的事。但他现在所具有的动机状态与我自己目前的动机状态完全相反。例如，他可能很不想对他行我所说的应对他行的事（这包括我行此事的限定）。但我们明白，如果我向自己充分描绘他的处境，包括他的动机，我自己会要求一种相应的动机，表述为这样一条规则：如果我立即就处在那种处境下，不应对我行同等的事。但这一规则与我最初的“应当”命题不一致，正如我们一直假定的那样，如果那是限定的话。因为，正如我们刚才理解的那样，我应对他行此事这一命题，使我受这一观点约束：若我在他的处境中，就应对我行此事。既然“应当”是限定的，这就使在那种处境下对我行同等的事这一规则成为必要。因此，如果我对他的处境完全了解，我就面临两个不一致的规则。假定我目前了解我提出的受害者的处境，我只有放弃我最初的“应当”命题，才能避免这样的“意志上的矛盾”（参见康德作品，1785：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