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生活，我要家庭、孩子，我要过人的生活。”当喀秋莎没有抬起眼睛，快步走进房间里时，聂赫留朵夫头脑里掠过这样的念头。
他站起来，向前迎了几步。他觉得她的脸严肃而且不愉快，又像过去责备他时的那种脸色。她的脸红一阵、白一阵，手指头痉挛地揉着衣服的边角，一会儿看着他，一会儿又垂下眼睛。
“减刑批准了，您知道吗？”聂赫留朵夫说。
“知道了，看守告诉我了。”
“只要等公文一到，您高兴往哪里去就可以往哪里去了。让我们来考虑一下……”
她赶紧打断他的话：
“我有什么可考虑的呢？弗拉基米尔·伊凡诺维奇到哪儿，我也就跟他到哪儿去。”
她尽管十分激动，却抬起眼睛来瞧着聂赫留朵夫，这两句话说得又快又清楚，斩钉截铁，仿佛事先准备好似的。这句话究竟是她对他的感恩？或是报复呢？谁也说不清楚。
“哦，是这样！”聂赫留朵夫大失所望，无奈地说。
“嗯，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倘若他要跟我一块儿生活，”她发觉说溜了嘴，连忙住口，然后纠正自己的话说，“倘若他要我待在他身边，我应该认为这是我的福气。我还图个什么呢？”
聂赫留朵夫端详着她，心中琢磨着：“她断然做出这样的决定，其出发点可能有两个：或者她真的爱上了西蒙松，根本不需要我为她做什么牺牲了，或者她还在爱我，为了我好才拒绝了我，索性破罐子破摔，把自己的命运同西蒙松这个苦役犯结合在一起，在寒冷的西伯利亚了结自己的余生，而让我这样的名人能将自己的热和光发挥在更有意义的事业上，不为她这个破鞋浪费一生。”想到这里，他觉得她仍在为他过得好而做牺牲，羞愧感在他心中油然而生，脸也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