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以日本为媒介翻译过来的教育学的使用以及赫尔巴特教育学在我国的传播，国内的一些有识之士，特别是师范学校的教员们深感教育学应该适应我国的具体国情。因此，国人并不仅仅满足于对赫尔巴特教育学的翻译工作，而是在翻译的基础上，耗始自己编写大量的教育学著作。他们或“撷取其精华”或“参合折中之”。相继出版了一些我国学者自编的教育学著作。
这些教育学著作，起初大体取材于赫尔巴特学派的教育学著作，到后来，开始逐步摸索和尝试编写适合我国国情的教育学著作，其中不乏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优秀之作。按照引进路径的不同大致可分成两类：一是由具有扎实日文功底的年轻学者翻译的日本教育学著作；二是由留日速成师范生整理编辑而成的听课笔记。这两种类型的文本在内容与风格上呈现出较大的差异。前者是从文本到文本的翻译，体系比较严整，理论化程度较高，措辞也较为讲究，内容呈现与现实牵连不大。各种教育理论、教育经验多以“真理性常识”的面貌出现，不涉及国别，贴近原著、原意。与前者相比，笔记体系较为松散，内容与现实联系紧密，言语通俗，可操作性强，“学”的痕迹比较明显，带有较浓烈的“日本色彩”和“师傅”味道，竭力宣扬、传播日本学习西方的成功经验，以日本的教育实际为摹本设定中国教育改革的目标，并对中国正在进行的教育改革提出建议。不仅如此，由于各个地区的留学生在宏文学院有自主选彝培养模式的权利，而其课程选择亦与本地区的教育改革需求关系密切。因此，不同地域的留学望所带回的笔记带有明显的地域色彩。以湖北与直隶两地留日学生所带回的笔记为例，其笔记来源虽同为波多野贞之助，但其内容、风格却有很大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