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朝后期，民间在竞演杂伎的同时，化妆的村歌社戏也颇为盛行。仕于周、隋的柳彧曾上表隋文帝，曰：“窃见京邑，爰及外州，每以正月望日，充街塞巷，鸣鼓聒天，燎炬照地，人戴兽面，男为女服，倡优杂伎，诡状异形。外内共观，曾不相避。竭赀破产，竞此一时。尽室并孥，无问贵贱，男女混杂，缁素不分。”他认为这样做“非益于时，实损于人”[25]。要求加以禁断。正月十五闹元宵，是我国民间隆重的传统节日，其热闹固不待言，杂伎节目自不可少，至于“人戴兽面，男为女服”的化装演出，则不一定全是杂伎，更多的可能是民间自编自演的“村歌社戏”了。北朝后期如此盛行，在此之前必有相当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的雏形戏剧，为唐宋“参军戏”、杂戏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第二节　传神写照，极参神妙
魏晋南北朝绘画艺术在继承秦汉丰富遗产的基础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新成就，名家辈出，硕果累累，整个画坛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万千气象，为唐宋绘画高潮的到来奠定了厚实的基础。
一、超迈前代的绘画成就
魏晋南北朝称为乱世，同时却又是一个思想极为活跃、社会相当开放的新时代，这就为文化艺术的繁盛创造了宽松的社会环境。特别是随着汉帝国的崩溃，儒家经学正统地位的丧失，玄学代之而起，进而成为新时代的思想潮流。玄学在政治观念上崇尚自然，追求通脱；在行为上不拘礼法，放荡旷达。其发展流布又直接影响到当时艺术园囿的创作风貌。与此同时，由于长期战乱，给佛教的滋生和蔓延提供了肥沃的土壤。饱经战乱之苦的人民无法跳出人间的苦海，只好“把希望寄托在天国的恩赐上”，幻想来生到达幸福的彼岸；而上层统治者也需要利用宗教“廉价地为他们的整个剥削生活辩护，廉价地售给他们享受天国幸福生活的门票”。于是，佛教很快地弥漫于整个社会，到南北朝时趋于极盛，几乎人持佛号，家燃佛灯。佛教的盛行又必然为佛教文化艺术传入中国大开了方便之门。自三国时起，大批天竺僧人陆续东来，如康僧会、维祇难、竺律炎、鸠摩罗什、昙无谶、僧伽跋摩、求那跋陀罗等，他们或越葱岭、渡流沙而至中原，或渡海泛舟而抵江南，带来了大批的佛经、佛像，到处立寺建塔，传经布道；中土的法显、慧景、道景、慧应、慧嵬等一批高僧也甘冒风险，历经磨难而西行取经，无不持经携像而归。佛教文化艺术之东渐，并很快与中国传统艺术交相融合，使佛画风靡当世，从而开辟了该时期绘画艺术的新园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