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唐太宗以礼制禁止“卖婚”,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氏族志》颁行后，山东士族虽然因其世代衰微，全无冠盖而降低了族望，但“新官之辈，丰财之家”则“慕其祖宗”与之联姻的事件，仍然层出不穷。 “后房玄龄、魏徵、李劫复与婚，故望不减”。新贵为了攀附旧族，不惜多输钱币， “竞结婚媾”;旧族为了使族望不减，也来者不拒。《氏族志》的颁行，没有起到抑制“卖婚”的作用。贞观十六年，唐太宗只得再次强调礼制，颁布“自今年六月禁卖婚”的新诏令。但是，由于旧族与新门出于各自的政治利益的需要，一纸诏令是禁止不了的。正如封建史家所说的，而代阀显者，至卖婚求财，汩丧廉耻。
唐初流弊仍甚，天子屡抑不为衰。太宗晚年尚且如此，到高宗时就愈演愈烈了。一些“衰宗落谱”的旧士族，反而号称“禁婚嫁，益自贵”,虽有明诏禁止，然而暗中“潜相聘娶，天子不能禁”。高宗朝宰相李敬玄出身庶族地主，先后三次婚娶皆聘山东土族之女，即是突出的例子。高宗以后更是积重难返，如德宗贞元中柳芳序四姓世族，山东士族仍然名列前茅。社会上联姻照旧崇尚门阀。因此，唐文宗感叹道： “民间修婚姻，不计官品，而上阀阅，我家二百年天子，顾不及崔、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