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唐太宗没有将秉笔直书原则贯彻到底。例如，关于晋阳起兵的首谋决策人物，无论旧、新《唐书》或《通鉴》均一致颂扬唐太宗。诘诸史乘，当非信史，这难怪《唐书》与《通鉴》不加考订，因为这些史书是以《高祖、太宗实录》作为依据修撰的，在修史诸公看来也是持之有故的。问题在于实录本身虚美失真。虽然，实录的删编者名义上是房玄龄、许敬宗、敬播三人。然而，房玄龄总司百揆，无暇预闻其事；敬播位在敬宗之下，他的直笔史风也受压抑。
史载： “初，高祖、太宗两朝实录，其敬播所修者，颇多详直”。而许敬宗是实录的实际主编，他“辄以己爱憎曲事删改，论者尤之。”可以断言，在他笔下，必有掩高祖之长、映太宗之功的倾向。须知，太宗既看到玄武门之变的史事，必然看过开首的晋阳起兵。然而他竟无一辞异议，说明他默认了这些不切实际的记录，暴露了他窃父功而据为己有的隐私作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