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一直在怀疑凶手非要让受害人报警的动机。”沈嘉木闭了眼，半仰了头：“他用受害人的手机打开车门，启动自动驾驶程序，把失去知觉的受害人从遇袭地点转移到杀人地点，杀人地点是他精心挑选好的，不能被摄像仪覆盖，然后他再重新设置目标地，让受害人的车辆驶离杀人地点。
他这样的行为是为了抹去自己的影踪，从犯罪行为的角度上说，是合理的。因为当警方察找到车辆定位，找到涉案车辆，并根据车辆自动驾驶程序提供的线索找到命案现场时，他已经实施完毕犯罪行为并成功逃匿了，警方只来得及解救幸存者。
可他非要将受害人的手机遗留现场，并任由受害人报警求救，然后开启定位屏蔽器避免警方追踪手机定位找到命案现场，这是多此一举的行为，是不合理的。”
“或者，是凶手故意挑衅警方，获得犯罪满足感？”许卿生提出了一个可能。
“从犯罪心理来说，的确存在这样的个案，挑衅警方，先给死者一线生机，再将生机残忍剥夺，用此折磨死者达到犯罪兴奋感……但其实也存在一个可能，就是他故意留下的犯罪符号，他是为了误导警方，他虽然是有针对性的挑选死者，可他和死者并无直接的仇恨，他只是痛恨死者出轨的行为。